提笔向红尘

2019-10-13 00:36:47 来源: 昆明信息港

提笔向红尘

习惯上,人们喜欢把王跃文称为“官场小说作家”或者“反腐小说作家”。命名既可以界定一个作家,也容易限制一个作家,所以有抱负的写作者往往并不接受这样的命名,相反还会积极寻求突破。王跃文给人的感觉正是这样,他这些年不断推出的新作似乎都在证明,他的写作天地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广阔。

《爱历元年》就是一本与仕途宦海几乎完全无涉的作品,它讲述了一对平凡夫妇的爱情故事。孙离与喜子在贫困时相爱,情到浓处时约定了一个只属于两人的“爱历纪年”,准备以此来记录爱情脚步。但是他们的“爱历纪年”一经约定,便开始停滞不前。两个人在生活中各有际遇与追求,婚姻一步步变得危如累卵。“爱历纪年”在书中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反讽,冷觑着两个缔结“盟约”的人是如何走向陌生、尴尬与貌合神离。孙离与喜子都非坏人,他们的爱情产生之初并没有掺糅杂质,他们缔约“爱历”也是出于一片真心,但也正因如此,他们的叛离才有山崩海啸的意味,才更值得人们正视与深思:这种强大的离心力究竟源自何处?人们是否能够逃离命运类似的安排?《爱历元年》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深刻与力量:对于社会人心深入骨髓的洞察,对于人类爱情触及本质的追问。

爱情是文学作品世代讴歌的不朽主题,代代作家都争着说爱情写爱情,实在是因为爱情既说不清道不明又极难求得。因了这份神秘与难得,人们关注的焦点便更多在于如何获得爱情而不是如何经营爱情。我们看那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,几乎都是在追求爱情的阶段山重水复、波澜迭起、上天入地、出生入死,而一旦修成正果,故事便马上敷衍潦草、索然寡味起来。即便是如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,也只是把主人公们的恋爱过程写得一波三折,至于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之后会怎样,读者便不得而知。也许这就是古人浪漫精神的一种反映,把爱情中美的一面放大给人看,其他部分则小心遮掩起来。倒是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与《长恨歌》写得明白,描绘了获得爱情之后将怎样——那并非千篇一律的“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无忧的生活”式的简单图景。长安倡女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,但不幸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,于是她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在船上弹琵琶;杨玉环“万千宠爱于一身”,但是她与唐明皇的爱情却因为“红颜祸水”的世俗成见而被暴力终结。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,一个富甲一方,一个广有天下,他们都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,但仍然不能保证这爱情就开出幸福的花朵。这似乎也启示我们,相比于寻觅爱情,经营爱情更加有戏,虽不如寻觅阶段那般热烈,却更加深刻,也更能见出世态人心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《长恨歌》还真不是什么浪漫主义风格的诗篇,它简直现实到了不能再现实的地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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